以暴業，播網動紅離自殘歲吃世食為式勞

　　父親一聲“開吃”，岁吃世暴食紮著兩條麻花辮的播网女孩便開始對著鏡頭快速進食，發出很大的红离咀嚼聲。她的业自麵前擺著兩大盤撒滿紅辣椒和白芝麻的豬肥腸、豬腦花，残式還有一碗放了三個皮蛋的劳动米線。

　　這樣近乎瘋狂的岁吃世暴食進食畫麵，幾乎在瑩瑩的播网每條視頻裏都能見到。

　　2026年8月，红离這位24歲的业自吃播網紅“幹飯瑩”去世了。在生前最後一條視頻中，残式她一邊展示自己即將吃的劳动三盤菜和一鍋豬蹄，一邊平靜講述自己前兩天因直播反複進食，岁吃世暴食導致缺鉀住院、播网轉院的红离經過，“這樣反反複複（住院），其實我也知道，跟我幹吃播有關係”。

　　“幹飯瑩”本名陳紫怡，2002年出生，山東聊城人，曾是一名舞蹈生。她高中時期因身材焦慮患上暴食症，養成暴食後催吐的習慣。19歲進入吃播行業，她最初在百萬粉絲博主直播間擔任助播，後來獨立出鏡，以大量進食的視頻積累了近124萬粉絲。

　　她的死亡，把“吃播”這個行當再次推向公眾視野。人們為什麽看吃播？明知會傷害身體，為什麽那麽多人願意做吃播？這是湖北經濟學院講師、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周璿長期關注的問題。

　　周璿從2016年起，以網絡民族誌的方式持續追蹤了三位患有暴食症的女吃播。2022年，她將這些觀察寫成論文。她將吃播現象看成一種“自殘式的勞動”：當身體成為賺錢的工具，暴食被合理化成為主播的一份“事業”，被包裝成一種自我選擇。

　　周璿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論文投稿時，許多評審專家對此不感興趣：“（他們）都不感冒，不理解我在講什麽。但很多旁聽的年輕學生告訴我：‘老師，我懂你在說什麽’。”

　　“自我損害式勞動”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之前關注過“幹飯瑩”，她的哪些特質引起了你的注意？

　　周璿：我看她特別早。我最開始關注她的時候，她還在北京，跟父母一起租了一個非常小、看起來很雜亂的房子，完全是單打獨鬥。那時候她可能還不到十萬粉，後麵漲粉到上百萬。她一開始什麽也不注意，背景、擺盤、食物選擇全部都沒有，因為她也沒什麽錢——要吃那麽多，支出很大，所以她都吃得非常“low”，比如很便宜的辣條。

　　她說話也挺直的，爭議也大，罵她的人很多。彈幕裏罵得多，流量就上去了。她也不屏蔽別人，你罵她，她也跟你對罵。彈幕一個是罵她不該這麽吃、浪費糧食——所有的吃播都會挨罵。第二就是罵她醜，她後來整容整得非常嚴重，每次整容她都會記下來。你說這些吃播不在乎形象？其實外界所有的攻擊她們都接收了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有沒有注意她直播前後的身體狀態？

　　周璿：她在直播中會說“來，我給你們先看一下我的肚子”——在吃之前先給觀眾看一下，肚子已經撐得很大，肚皮上的青筋都爆出來了。然後她說“等下我馬上過來”——去催吐了，回來肚子就癟了。有時候短視頻平台管理不嚴，反而很多人看，觀眾有時就希望看到獵奇的一麵。說句不好聽的，就像在看一個怪物在給你展現這一麵。反正我看著確實很心疼。

　　她其實都讀到大學了，但退學了。她一開始覺得自己長得特別醜，被人嫌棄，想變成都市靚女，當時她也才120多斤，不算胖，但她急著減肥，減得太極端，慢慢遭到反噬，出現了很嚴重的暴食問題。她的爸爸媽媽都在直播中出現過，在北京最底層。她跟爸爸媽媽關係不是特別好，在直播間都罵過幾回。她覺得自己唯一可以被人欣賞、被承認的途徑，就是吃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在研究中把吃播定義成一種“自我損害式勞動”，能解釋一下嗎？

　　周璿：我是從2016年左右開始關注吃播的，最早從美拍追起，後來她們才轉向抖音、快手等各種平台。這次去世的瑩瑩以前表達過，她說（短視頻平台）是對底層人最公平的平台，隻要你夠努力，不管做哪一種播，都一定可以獲得一種流量。

　　很多人可能覺得一些短視頻平台檔次低，但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個天地——你可以觀察到人們以什麽樣的方式思考，怎麽看待吃播這個職業。你可能會覺得他們坦誠到很“灰色”，甚至道德上有瑕疵、法律上有風險，但至少他們敢非常直白地說這些。

　　很多吃播很樸素地把這當成自己的事業，他們覺得這是人生之中唯一抓手。大部分吃播都比較底層。（一些女性主播）暴食一開始都是為了美——我關注的另外幾個主播，也都是從小就開始追求瘦和美。她們一開始直播的時候都非常真，很忐忑，到後麵才發展出一個非常強大的狀態——我就這樣，我愛吃什麽、怎麽吃，我自己掌控。瑩瑩有一次在直播中就說，“我什麽都沒有，我就是想賺錢”。

　　而且隻有暴食才能將吃播做下去，你不暴食是做不下去的。直播時間非常長，有的從早到晚播，而且要非常快速地吃。她們在直播中招助播用的暗語，叫“會活”——你要用非常快速的方式清理食物。瑩瑩就非常快，一進一出，病理性已經非常嚴重了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這個行當賺錢嗎？

　　周璿：吃播真要是做起來了就非常賺錢。有的短視頻平台上的交易是可以實時看到的，觀眾都能看到下單數量。我關注的一個吃播，整個村都恨不得說她是首富了，蓋了很漂亮的樓。現在並不是吃播的高峰，最鼎盛的時候真的很可怕，大量的人湧進來。吃作為人的動物性本能，它莫名就自帶流量，所以吃播的起點門檻比較低。

周璿持續追蹤三位患有暴食症的女吃播，將觀察寫成論文。（受訪者供圖）

　　“不去選擇自我恢複”

　　南方周末：根據你的觀察、研究，驅動這些女孩成為吃播的原因是什麽？

　　周璿：有一些女孩本身已經有精神上的疾病，比如抑鬱或者暴食症。然後突然有了平台——以前沒有自媒體，她們不會被看到，也沒有渠道用這種方式賺錢。

　　這也是我在論文中寫到的比較可怕的一點：以前的人生病，很多人是想藏起來，想治療自己；但今天她會發現，這個病可以被看到、被討論，可以賺錢，慢慢地就放任它。然後她要把這種行為合理化：我沒有問題，我是為了靠這個賺錢，這是我自己的選擇。

　　然後你會發現，她的男朋友、父母、丈夫都願意站在旁邊支持她，去幫她當助播。換成平常人肯定會說“我帶你去治病”，但現在，家人也莫名地成了一種助推。我不是苛責任何家庭或個人，而是看到整個係統如何把他們都裹挾進去：把一個本來應該去緩和、去治療的狀態，變成了不斷強化的自我傷害。

　　直播裏她們甚至把招助播變成了一場PK秀：今天我有兩三個助播上來，大家看誰吃得多、吃得快。平台也知道這個東西能帶來巨大收益，能分成。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車輪、一個機製、一個機器，讓所有帶有自我傷害傾向的人，最終都不去選擇自我恢複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身體狀況不好卻繼續做吃播，是一種自暴自棄嗎？

　　周璿：我覺得不是自暴自棄。飲食紊亂這種疾病本身就很難治，在難的基礎上，正好又有這個平台——她們反而是看到了一種可能。反正都是病著的，反正每天都要吃的，每天吃還得花錢，以前還不知道從哪裏籌錢去吃，然後吃的過程中他又發現能賺錢，在這個賺錢過程中又能獲得所謂的身份、人群的關注。

　　本來一個完全無名、在路上都不會有人看第二眼的小女孩，現在有這麽多粉絲，不管是愛我還是黑我，有這麽多人關注我。對普通人來說，一群人關注你，每天期待著你，能不上癮嗎？能不刺激你嗎？

　　她們也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懷疑自己、討厭自己、憎恨自己。隻是突然間出現一個快速變現的渠道，刺激來得太猛，讓她們想去持續，甚至惡化自己這種異常的狀態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她們的家人為什麽會幫著一起做吃播？

　　周璿：很多父母知道她們有暴食症，有的勸她們治，發現治不好，然後突然發現還能賺這麽多錢。如果讓我去麵對這個境況：一夜之間，我的伴侶可以賺這麽多錢，但這個行為又對他有傷害，我是會去阻止他，還是會去幫助他，我沒有自信把我想象得特別好。如果一個人此前沒有體驗過金錢快速湧入的感受，現在麵對這種誘惑，擋不住太正常了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的論文裏提到，吃播行為是一種“微抵抗”。這是什麽意思？

　　周璿：我的研究對象、做吃播的馨子，以前賣衣服，別人都嫌棄她又醜又矮又胖。她也很想做漂亮年輕的都市女孩。她整容之後瘦了，在她們鎮上、村裏是最時尚的女性了。她在吃播這條路走下來，最終也達成了她以前最羨慕的狀態。

　　但她用了最傷害自己的手段，把自己最“本土”的、鄉土文化的東西拿來使用：以前人們覺得這些底層人的生活符號看起來太粗糙、不講究、不夠精致高雅，上不了台麵，但現在他們主動把這些內容放到網上展示，借助短視頻平台，他們可以為自己發聲、重新定義自己。這算是一種小小的反抗。

　　底層弱者總能找到一些很異常的抵抗工具。她們去抵抗什麽？比如精英化的審美，她們不懂那些，有信息差，那就用最原始、最底層的東西，去跟主流的、精英的潮流做對抗。

　　但這麽做也有風險。有人會刻意拿“淳樸、原生態”來博眼球，甚至過度消費這種人設。更麻煩的是可能會形成扭曲心態，一邊承受別人的嘲諷、攻擊，心裏難受，一邊又希望這些爭議能帶來流量和熱度。難受和走紅的快感交織在一起，不斷消耗、傷害自己。他們誤以為，隻要裝作足夠真誠坦率，這種自我消耗、自我傷害就是合理的，可以一直繼續下去。

　　不體麵的“代償”

　　南方周末：觀眾看吃播是為什麽？

　　周璿：有的是獵奇，沒見過人能這樣吃，好奇怎麽能這樣吃。有的是代償，自己吃不了、不能吃，也想這樣放縱，實現不了，但可以從主播那裏獲得一種替代。

　　我們不能隨便說，看吃播或者做吃播的人是自己選擇墮落。我的論文就覺得她們是“沒得選”。罵她們的人，最後也有接受她們的——因為她們太真誠了，一點都不遮掩。我們私下也許也這樣，雖然在外麵是精英，但也許我回到家裏也這麽吃，也吃得滿臉都是油，我也想像吃播這樣，拿個豬蹄用手撕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多次用“真誠”來形容吃播，為什麽？

　　周璿：很多主播太坦誠了——我就是吃得“埋汰”，我邋遢得不行，我把家裏最肮髒、最醜陋的東西都跟你說出來。

　　我論文的第一篇參考文獻是埃利亞斯的《文明的進程》。那本書講，人類用手吃飯、流鼻涕用手背擦，一開始不被定義為羞恥或惡心。今天，我們用衛生、健康、理性來證明我們更文明，但書裏說，文明的變化不是因為健康，而是為了製造一種羞辱性的文化分層——貴族可以用手帕，底層人隨地吐痰就是低級。

　　馨子是通過吃羊腦出圈的——一整隻羊腦擺在她麵前，她用手摳眼珠子，啃羊的牙齒、鼻子、舌頭。我當時第一反應就是“太惡心了，太像野人了”。但她說，“我們都是這麽吃的，我們從小到大、我爸爸媽媽村裏人都是這麽吃的，這有什麽惡心的？”後來我特意去蘭州，夜市上賣的羊頭，就跟賣烤串一樣，對她來說就是日常的食物。

　　我總覺得，社會把人要求得太體麵了。人身上一些動物性的東西，沒有必要把它看得很羞恥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作為研究者，你自己也有過飲食上的困擾。這對你的研究意味著什麽？

　　周璿：我博士期間寫論文、剛工作那段時間，壓力很大，我也發現自己飲食有問題。我每次吃飯好像都在發泄，吃得胃很疼。但我能意識到問題，我有求助的方式，我的家庭環境、外界支持係統都能幫我回歸正常。

　　但她們沒有。所以我的研究不是去指責她們，而是想從“再不去改變，人會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傷害自己”的角度來看問題。有人用吃，有人用過度運動，有人用看起來合理的方式在懲罰自己。身體是對社會境況的一種反應，如果沒有稀釋和發泄的合理渠道，自我“懲罰”和“施暴”的各種形態也許會悄然流行。